第一财经日报：风投这个行业本身极具风险，而且它不那么透明，你认为怎样才是最佳投资人？
沈南鹏：我们这个行业是在服务两批客户，首先是必须服务投资人，投资人把钱交给你是一个重要的托付，但要想获得高回报，必须服务好另外一批人，就是你投资的企业家。作为一个好的投资人，他不应该仅仅是用钱去帮助一个企业，更应该将自己的资源带去，这是一个投资人很大的责任。
作为投资人，最大的满足一方面来自于为其投资者赚钱，另一方面来自于通过投资帮助一批公司成为成功乃至伟大的企业。
日报：一个创业者朋友问我说，他在国外留学，回国了想做互联网的公司，但遇到很多灰色地带，经常面临道德上的抉择。作为投资人，一定要让公司盈利，让投资人赚钱，当创业人面临灰色地带时，投资人应该怎么做？
沈南鹏：我觉得对于创业人来说，在乎的不应该是短期利益最大化，应该是企业利益的长期最大化。同时我觉得应该做正确的事，这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创业必须坚守的准则，对于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在自己心里应该有一条非常明确的分界线，而且我觉得在中国的很多行业里，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产品和努力获得成功，而不是靠踩灰线或者踩红线。
日报：你在1999年以前，雷曼、德意志、花旗，在金融行业已经做到了巅峰，但却毅然选择创业。但创办携程是1999年，其实正是互联网泡沫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沈南鹏：一个年轻人在那时能够觉悟到这就是泡沫，不容易吧。当时不去做互联网行业，对很多人来说将是个遗憾，对我也是一样，因为互联网在改变和影响着很多行业。
当然对于我来说，这个决定难做一些，因为我不是学IT的，也不是一个程序员或产品经理。但是，互联网还是给人太多的悸动，所以我还是决定下海创业了。
回过头来看，这个决定是有些冒险的，因为我和我的创业伙伴们并没有很多的商业经验，也没有很多的互联网产品经验，我们很幸运，成功地走出来了，携程成了一家相当规模的公司，对于我来说那段初创期企业如何从零做到初具规模的经验相当宝贵。这当中也走过曲折的发展道路，或许这些教训对于我来说更重要。
日报：那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呢？
沈南鹏：年轻的企业从头开始，走过的弯路不少。营销推广上当年也有些盲目的做法，好在大方向上没有犯什么错误。
日报：你在那个时候应该做什么？有泡沫，又有经济压力，应该做什么呢？
沈南鹏：最关键的可能还是回归到一个企业发展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解决用户的需求，了解用户需要什么，考虑怎么去满足这些需求。
看到过不少中国企业走过这样的弯路。太多模仿海外的商业模式和产品，而忽略了中国的客户是否需要这样的产品。做投资这几年发现，国内和海外优秀的创业者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他们在做一项服务或一款产品，做这个产品或服务的目的是改变许多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这样的一种创业理念是我们非常认同的。
日报：你投资企业考虑最多的是什么？
沈南鹏：我们投资一个企业，很少考虑它什么时候IPO，我们首先考虑这个企业未来5年甚至10年会有怎样的发展轨迹，它能否成为那个细分市场的领先者，是否有持续成长的潜力，而不是一年两年的快进快出获利，从一级二级市场套利。
日报：还是要有一个退出战略的对吗？
沈南鹏：我认为不应该在最初考虑太多退出战略，因为一个好的公司你必然能够实现退出，它的价值一定能实现。好的公司无论是上市，还是和别的公司合并或者是被收购，可以有各种退出的手段实现回报。
日报：中国红杉资本的优异成绩，这是否和中国分合伙人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机制有关？
沈南鹏：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中国发展顺利的原因之一。我们认为世界是”平”的，每个地方的经验都是独特的，可以对其他区域的投资有帮助，但决策必须是本土化的。比如我们关注消费行业、新能源和清洁技术行业，这些领域在美国也许并没有什么投资机会，但是在中国，这些领域确实有相当多优秀的投资机会，中国的基金必须根据中国本土的情况去选择行业和关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