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北大人那种不理性的气质。北大人的理想主义,哪怕是空想主义,都是北大这一百多年生生不息的精神和思想的保证。所以我希望北大的校友中多出一些创业家和企业家。当然像阎焱这样的投资家也不错,我们可以利用投资家,让他们支持我们创业和企业的成功。对于北大来说,我最担心的是北大的理想主义有一天变成现实主义,利己主义,甚至是庸俗主义,而北大现在正在往这个倾向发展。对于北大来说,我们最需要的确实就像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卢新宇师妹在中文系讲话说的一样:我们最需要的是坚守而不是适应。如果说我们一定要适应的话,有一点我们可以适应,北大离现实不能太远,北大必须脚踩在中国这个坚实的土地上,跟着中国的发展,同步发展,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引领中国发展。我们这样的适应是为了更好地坚守,坚守我们北大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更好地坚守蔡元培所说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更好的坚守独立思想的勇气和阵地。
解放以后我们北大的校训改成了爱国、进步、民主和科学,我觉得这个并不错。但是爱国我们到底要爱什么?是爱一些出台并且不断改变的政策,还是爱一些官员空穴来风的自说自话,还是真正地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并且为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的人民真的做点事情?我觉得这是真正的爱国和庸俗爱国的分界线。同时我也深刻地认为北大追求的境界,应该是一个民族长久的境界,是思想的启迪,是智慧的开启,是让老百姓明白知道爱国、进步、自由和民主的背后对他们的生命和幸福到底意味着什么。民主和科学是北大的核心理念,五四运动的产生其实主要是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到现在我们依然呼吁着民主和科学,我相信这也是北大的核心精神。当我们青春年少在北大的时候,一次次振臂高呼,一次次集合在三角地,我相信我们当时的热情不是为了以后当官,尽管有些人已经当官了。我们怒波师兄是先当官,后辞官,像他这样的人现在不多了。当然当官,如果能当好官也是一件好事,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服务。
我们之所以现在能站在北大英杰中心报告厅来谈论创业和创新,也是因为中国的民主和科学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这一进步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人民渴望的结果。我欣赏黄怒波的坚守,因为怒波师兄做生意以后并没有变成一个庸俗的生意人,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主义,在坚守着即使做生意赚钱的同时也不忘却诗歌,继续写诗,他的诗写完以后没有人购买(开玩笑),但是他依然坚韧不拔地印完以后送给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把他心中的那点火种,传播到别人身上去,我觉得恰恰是这样的痴情痴意,让北大的精神火种代代不灭。当然也包括阎焱师兄在投资的同时,不忘支持北大发展,其思路是相通的。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员有很多很多争论,尤其是面对具体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自由表达不同意见,但从本质上由于我们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和底线,所以保持着一个非常团结的队伍。这个团队已经创造了很多奇迹,成立了第一个校友基金,并且这个基金以最快速度赚了钱捐给北大。这次又成立北大创业基金,大家踊跃加入,几天就募集了一亿人民币,为北大有创业热情的师弟师妹们提供服务。
表面上的团结和实际上的争斗,以及表面的争斗和实际的团结,是有巨大差距的。大家都知道,有人说人活着有三条命:一个是性命,一个是生命,一个是使命。我觉得能把这三个命放在一起活,应该是北大人的特色和底线。我们不光为了自己的性命而活着,不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何况现在也不是乱世。如果真的有人为了钱不要性命,为了名不要性命,为了利不要性命,如果北大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可以说这不是北大人,或者说是北大的耻辱。如果我们上一个台阶,能为自己的生命而活,那说明我们活得有尊严了,因为生命是有尊严的,是受到自己的尊重以及别人尊重的。我相信北大人非常愿意变成一个有尊严的人,也就是拥有自己生命的人。更重要的是只要我们进北大门,就应该拥有自己的使命,也就是说自我发展的同时,我们不仅要保证我们的尊严,我们甚至需要努力保证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希望能够为国家真正做点贡献。我觉得一个人最可怕的是有性命但是没使命,一个国家最可怕的是好像有使命,但是生活其中的人却不太容易保全自己的性命。
所以,尽管我觉得北大要适应时代的大潮,适应祖国的发展,适应高科技的巨变,并且引领高科技,但是我觉得北大人真的应该坚守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一百年前就已经说出来了,陈寅恪说过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蔡元培说过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永远不过时,尤其在中国永远不过时。刚才朱善璐书记说了很多要创立一流大学的豪言壮语,我们非常振奋。但外面流传过一个笑话,说两个连大学都不能算的机构,还在拼命争论谁是一流大学。当然这两个机构指的是北大和清华,尽管这句话很刻薄,我们也很爱北大清华,但是我觉得一半是事实。
一流大学的标志,第一必须要拥有至高无上的尊重教学和学术自由的传统,我认为北大现在并不拥有。北大受行政主导,而不是教授主导。只有对教授进行充分的尊重,学术思想科学才能领先,只有学术思想科学领先的大学,那才是真正的大学。北大如果真的能够以最快速度实现教授治校的传统,就是走在了一流大学的轨道上。
第二,我觉得北大还没有真正做到尊重学生的选择,因为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能够挑选,挑选能够让自己不仅在专业方面提高的老师,而且能够挑选给他们带来终身价值的老师。这些终身价值包括了正确的人生态度、伟大的哲学思想,以及对社会的深刻理解,还有终身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和不失大节的骨气。我认为北大现在这样的教授很少,这不是学生选择的结果,是学校把教授强派给学生的结果。特别希望把这两个传统,尊重教授和尊重学生的传统回归到北大,如果说对于教授不满意,学生应该能够有资格把教授从教室里赶走,我觉得这才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应该具备的气度。
第三,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但我不认为意识形态应该成为学术自由的先导。大家都知道,中国曾经有个非常统一的意识形态时期,但最后的结果是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一片空白。一个思想一片空白的地方是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思想的,当然更加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时代。所以北大从成立伊始就是主张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和人格自由的地方。我特别希望北大的领导人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尽管我知道这样的进步可能需要符合时代特征,需要循序渐进,但是北大不能没有这样的意识。北大人不能以当官为乐,校长、书记今天都在这里,你们一定明白身上所肩负的重任,不仅仅是把枯燥的思想灌输给学生,用行政手段规范学生,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外应该让学生知道,一个伟大的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
第四,特别不希望把我们这些企业家,作为学生学习的榜样和宣传的榜样。我非常吃惊地发现,现在北大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都是把企业家招过来进行演讲,告诉学生你看这些人也是北大毕业的,他们成了亿万富翁,所以你们也能够成为亿万富翁。如果一个大学,把赚钱的人作为学生学习的榜样,我相信这是在传播一个错误的信息,让学生用浮躁的心对待大学生活,学生得到的不再是真正对他们终身有用的东西,而是想着如何尽快的赚钱。赚钱没有什么不对,但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大学只尊重有钱人,我觉得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我相信这些企业家在北大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想过做生意,因为那时候没有做生意的风气,我相信阎焱没有在学习时想过投资,黄怒波想的只是怎样把诗歌写好,侯军当时想得一定是怎样跟北大漂亮的女孩子谈恋爱。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减退他们身上的企业家基因,以及未来能够赚钱的能力。所以我不认为一个人的赚钱能力是能够教育出来的,但是我认为一个人的思想能力和人格能力是能够培养出来的。我希望北大要宣传我们的话,请宣传我们这些人在大学期间是怎样学习和生活的。北大应该更多地因为它的思想家、科学家和政治家而骄傲。我们这些企业家能做的事情,就是通过我们财富的积累,回来反哺北大,让北大产生更多的思想家,科学家和真正伟大的政治家。
回到创业创新的话题,我不认为创新创业是一种技术传授。即使在今天这样的会上,我也认为我们的讲话对在座的师弟、师妹们是一种精神传授。创新创业是环境自由、思想自由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非常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给我们带来了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但是稳定的社会环境不能以压制人的自由创造力和自由思想为前提。我们需要一个宽松的市场和市场环境,在稳定的社会结构上面来运行。刚刚去世的经济学家科斯曾经说,中国改革的前期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改革前期时代是以边际效益为主的改革,不仅是政府主导的结果,而是政府放宽了环境后,老百姓爆发热情产生的。他做了一个比喻,水泥地旁边的一片空地,忘了去铺上水泥,结果在这个空地上茁壮成长了中国的民营企业。计划经济的主导没有让民营企业繁荣,但是放宽了环境和思想的行为,确实让中国的财富产生了急剧的增加。增加财富的有生力量,就是民间力量。从民营经济开始占到GDP1%都不到,到今天已经接近65%到70%这样一个规模,是政府比较明智地给了我们市场经济的相对空间以及市场资源的消费空间。科斯继续说,如果中国未来还想长治久安的经济繁荣和发展,那么思想市场将是中国改革的下一个不可回避的重点,任何一个思想封闭的时代和任何一个思想封闭的社会,都不可能经济长久持续发展,更不可能出现,一方面经济急剧繁荣,另一方面人民却没有思想自由的状态。
我们特别感谢政府,过去三十六年为我们提供了确实不错的增长空间,尤其是对民营企业确实提供了支持和帮助。今天市政府领导过来参加会议,也说明了政府对这一块的重视。但是我认为政府做得还不够,因为他们还是以主人的心态,居高临下的态度来给我们发展的机会。我恰恰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倒过来,创造财富的人民应该是主人,人民创造财富支持政府的行政运作,政府努力为人民服务,所以政府应该以更加高效的,更加透明的态度,更加谦卑的精神,来支持企业和社会的发展。同时,我们坚决支持政府反对谣言,反对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我们坚决支持要依法治国。但我们真的不希望一不小心,在微博上说了一句话被人恶意转发五百次,最后就因言获罪,甚至被关了禁闭。一个稳定的社会,所有的公民都能够感觉到最优的安全感,让我们在这块我们深爱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创业,和祖国共同繁荣。如果一个社会每个阶层的人都缺少安全感,这个问题不应该错在老百姓身上。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的房子随时可能被拆掉;作为一个企业家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搞不清自己的企业到底能在什么地方生根落地,到底能做十年的规划还是百年的规划;我们也希望每位政府官员能够开心透明的在自己岗位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看着上级的脸色一不小心把官丢了,位子没了,心里永远只有上级没有老百姓;当然我们更加希望更好的社会秩序能够建立起来,中国政府官员的廉政机制能够建立起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身上去,支持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支持中国教育的发展,支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而不是落到政府官员个人的腰包中去。
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要有神圣的法律和没有例外的法律执行来保证。我们知道政府下定决心要让中国变成一个依法治国的地方,我们会一起努力来共同推进。我们不希望法律有例外,不希望法律变成保护利益集团和保护特权的工具,不希望法律可以因人而宜,在同样的罪行面前因为背景的不同进行不同的罪罚。我们希望法律跟政府官员的特权没关,跟企业家的金钱没关,跟老百姓的贫困没关。法律那就是个天平,不管放什么人在上面,它必须一杆秤摆平,我希望中国的法律最终都能成为保护所有老百姓,并且有着独立精神,有着公平判断的真正强有力的,对全国守法的老百姓进行保护的工具。
再回到创业的话题上,我始终认为创新是思想的放飞,创业是精神的飞扬。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资金和技术能够解决的。不管年年投入多少资金,都不可能把创新精神买回来,也不可能让创业的激情飞扬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我们一再强调的,真正的、宽松的、自由的人民安享其乐的环境。对于企业家们,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柳传志说的在商言商。我认为今天还做不到,今天大家的讲话表明了我们还没有做到。有一天如果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政府的某个政策改变,为我们企业的安危担忧;因为某一个政府领导的脾气,为我们的发展担心;我们只需要面对我们在商业中的竞争对手,专心面对高科技的发展,动用我们的创新能力和资源,面对商人之间的共同合作,通过交纳税收和为社会服务来推动社会发展,那么我觉得那个时候,中国就一定是一个政府公正,官员亲民,百姓安定的国度,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祖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