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是这样从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干起的，哪怕是卖苹果、卖香蕉，也是一种生意，我既是经理，又是搬运工，还要值夜班、跑采购，也因此学会了算账，学会了管理，学会了如何在竞争中生存。
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发财，但我们知道我们在创造机会，我们有成就一番事业的梦想，我们在努力从实践中寻找更多的市场机遇，我们在干着自己说了算的喜欢的事业。
今天，我可以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当年的艰苦日子。从今天的角度看，体力上的辛苦远不及管理上的劳累，那时以千元计算的投资与经营的风险，远不及今天动辄数十亿元的决策责任，那时一笔几毛钱、几元钱的商品买卖，更无法与今天一个项目几十亿元的交易规模比较，两者在数量规模的变化、交易的复杂程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但那是最初的独立创业的开始，也是初生牛犊的冲撞。就当时而言，除了无畏和乐趣之外，任何困难都可能随时打破我们的成长之梦。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必须成功跨越任何一道拦在我们前进路上的障碍。
如今许多人都认为我是“官二代”，因此才能在华远这个国企中当上总经理，许多人都以为我拿到的高工资是“拼爹”拼出来的，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创业过程中的艰苦奋斗经历，也不知道如果没有青年服务社中的起步和农科院时的发展，我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华远这个国企。
许多人更不知道的是，我的父亲是中央部委的干部，根本不可能与西城区这种级别的官员们有工作来往，更不可能用权力影响北京市的区属政府，如果真的要“拼爹”，至少也要混入一个央企或市企吧，哪会将我安排在一个区属的成立不到一年的公司中呢？更何况那时我父亲早已退休，没有任何正式的职务，更没有施展权力谋私的可能。父亲的战友们大都已退休，没有了职务。
更多人不知道的是，父亲即使想给我做任何安排，我也不会服从，我恰恰是要和父亲赌上这口气，才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旧体制的约束，要靠自己闯出一番天地。
进入华远时，戴小明给我的是一张非国企的营业执照，和我在青年服务社时一样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的营业执照，并非直接进入了国企的总部，只能算是下属的企业，并且不给一分钱的注册资本，还要安排待业青年以享受税收优惠，完全“拼”不上“爹”，我所要求的只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经营自主权。我有充分的准备和能力，我相信只要有这个独立的平台，一定能干出一番惊人的事业。
我首先要用华远的平台做生意，为新成立的公司赚出注册资本来。
张小冬的第一任夫人在国防科工委下属的晓峰公司工作，恰巧晓峰公司要采购80多台录像机和相关设备，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利用华远的平台签订了供货合同，收取了预付定金，并到广州东莞一带寻找货源。也许供货方向我们提供的是走私品，因此我们获取了高额的差价，扣除税收之后还有30多万元的利润。供货方要求必须再用一半的差价以购买家具的方式支付，这大约就是如今的信息费或回扣吧！于是我们又签订了家具的供货合同，预付了10多万的定金。
那时一笔生意就赚这么多的钱，确实让人吃惊，除了施工队之外，我所有的企业都是一整年的经营才赚个一两万元、几万元的利润。这次小试牛刀也让华远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我们没从华远领取工资，但有了进入华远的资本。
我与人民大学工经系的研究生班建立了联系，领头的四个人是邹刚、黄铁鹰、刘鹤与顾从之。前三个是人大的研究生，老顾则是不用上研究生课而具有研究生水平，也懂计算机的编程和应用，也是唯一一个我与其分手后没再见过的人，据说后来在美国夏威夷当了教授。其他三位则与我保持了较长时间的联系，直到今天仍是好朋友。